堕落与辉煌齐飞——秦汉时代的一个诡异现象(秦汉 事)

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人的道德意识,从上到下,差不多都归到了绝对零度。在高层,为了利益,外交上,他是坑蒙拐骗(楚怀王先是被其坑蒙,后又被其拐骗,悲催啊),军事上,他是赶尽杀绝,哪怕是已经投降的呢;在底层,上前线的士兵为了自己的爵位,能干出杀良冒功的勾当,家庭生活中,父子、婆媳为了芝麻绿豆的事儿,就唇枪舌剑不断,甭说尊卑有别的人伦道德了,就是最起码的亲情也没多少啊。(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我不得不心怀悲痛的说,这一切正是法家所要达到的目的。

法家似乎跟“道德”有仇,在他看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与人为善等等这些优良品德,天生就是的蛀虫,用这一套来治国,早晚会把整个带到沟里去(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只有彻底抛弃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用“重刑轻赏”才能够真正做到国富兵强(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在选择治国人才方面,为配合自己的政治路线,法家提出了自己的用人法则:用一肚子心眼的人,去管理那些老实巴交的人。(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法家的基本出发点,简而言之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

在我看来,法家思想是主义思想,至少在商鞅时代,法家思想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主义思想。以商鞅为例,他本人就不怎么鸟老板秦孝公的权威,大大方方的把自己塑造成了秦国人的太阳。结果,秦孝公一去世,商鞅就杯具鸟(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深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多说一句,虽然秦惠王很不满意商鞅的风头主义作风,但是,整死商鞅后,他小人家(当时还未成年)还是原封不动的继承了商鞅的全部政治遗产,后来,历代的秦王也都是高举商君的旗帜阔步前进。人亡政不息,商君的一辈子……,没白活!

后来,韩非子集法、术、势于大成,法家思想才正式转基因为君主专制思想。不过呢,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做到法、术、势三项全能的君主,也没几个,估计两只手就能数过来。所以说,法家思想基本上还算是主义思想。

既然一切都是为了利益,那咋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去维护(扩展)利益啊呢?

商鞅没有空口白牙的喊:不要问你的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一问你为你的做了什么。而是,切切实实的把宏观而抽象的利益和每个人的微观而具体的个人利益,有机的结合了起来。

比如说,你砍掉了敌人的一颗脑袋,就是维护了利益,秦国政府也绝不亏待你:一百亩的耕地、九亩的宅基地(6000平方米啊)立马变现。也就是说,敌人的一颗脑袋,就能让一个屌丝立刻升级为“做地主、住别墅”的高富帅。除了这些物质财富,商君还给杀敌有功的人准备了精神财富,爵位(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你哪怕只是一个拥有一百亩耕地、九亩宅基地的公士(最级的爵位),都可以随时随地让那些拥有二百亩耕地、二十亩宅基地但没有军功的富二代、有王室血统的王N代,向你鞠躬致敬。(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爵位还有一个隐性功能,万一一不小心犯了罪,爵位可以用来换取人身自由。当然,这个隐性功能也不是人人都适用,商鞅同志的爵位就不低,最后,该杯具还得是杯具。只要别像商鞅那么招摇,爵位的这个隐性功能,还是有效的。(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

在“军功赏爵”这个价值导向下,秦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干劲儿,一下子就高涨了起来。为了方便砍人头、抓俘虏,不少人竟然光着膀子就走上了战场。(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

那位说了:说的比唱的好听,砍人头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要是让别人把自己的脑壳砍去,那不就赔大发了。俺不奢求那些荣华富贵,在一个兄弟十几口的大家族里,消消停停的过小日子就挺好。

你聪明,商鞅比你更聪明,商鞅规定:有两个以上成年儿子的家庭,必须分家,否则,就得交两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小样儿,这点儿小把戏也敢拿出来抖机灵。

通过恶化人的生存环境,商鞅逼着秦国人走上了华山一条道:只有靠军功,才能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社会地位。

拆分大家族,固然是为秦国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同时也恶化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单位,不同的经济单位之间难免会有利益冲突。在大家族时代,这种冲突主要是体现在不同的家族之间。在小家庭时代,这种冲突就不可避免的渗透到了亲兄弟乃至亲父子之间。血缘、亲情等等人伦意识,在利益面前都化作了片片浮云……

法家的这通折腾,不管是用当时的观念看,还是用今天的观念看,都透着一股子邪恶劲儿。但也不得不承认,在那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战国时代,这通折腾的确管用,历史也证明了,不但管用,而且还很成功。

法家思想能够最终大获成功,有一个重要的物质支撑,耕地。当战国结束,秦帝国建立,所有适合耕种的土地都纳入到帝国的版图后,军功赏爵的物质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如果浩瀚的太平洋,不是海洋而是可耕种的农田,秦始皇那“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梦想,说不定还真的能实现。

可惜,太平洋不是耕地而是海洋。岭南倒是有耕地,但是耕作环境比中原地区差远了,长城沿线也有大片的土地,但是适合耕作的并不多,并且还时时受到匈奴人的威胁。秦帝国建立后,在南北两个战略方向上的战争,完全符合帝国的利益,但是并不符合士兵的个人利益。此时,利益和个人利益,隐然已成对立的态势。对立到一定程度,陈胜、吴广就跳出来了。

附录:战国、秦汉时期的基层管理

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懒得翻译了(羞羞,不会翻译就不会翻译,找啥子借口啊),说一下大概的意思吧:每个村里都有里胥和邻长两个基层干部,每天早晨,这两位干部督促着村里的人们下地干活,傍晚,这二位又监督村民们一个个如数回归。村民们在田间劳作之余,还得割草、打柴,傍晚回家时,让那两位干部过目。年纪大的人,可以不用割草、打柴。冬天的时候,虽然不用田间劳作了,但是妇女同志得上夜班,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在一块儿织布。之所以让女同志们凑一块儿织布,一是因为节省取暖费用和灯火消耗,二是让她们相互交流织布的经验,共同提高织布的水平。

真的很难相信,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精细管理就已经做到了如此的程度。有了如此精细的管理方式,战国时代,大国之间动不动就能发起十万人规模的战争,也就不难理解了。

汉初,乌七八糟了一百多年的社会风气,竟然一下子变得美好了起来,人们淡漠已久的道德意识,也突然一下子苏醒了过来,人人都自尊自爱,个个是八荣八耻的模范(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那是一个令太史公无限怀念的时代,也是一个令后人无限向往的时代。(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於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

哇,好神奇啊,是什么力量制造出了这样的奇迹?

是人的力量。

自秦国开始武力扩张以来,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国间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秦汉交替之际,天下又“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腾了七八年。中原大地上,每寸土地都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

据不完全统计,秦军在白起的率领下斩首47万。长平之战时,秦军斩首5万,后又杀了40万赵军俘虏。秦汉之际,项羽杀了20万投降的秦军,在此期间,刘、项、秦三家还都有过屠城的记录。

一个人得有啥样的人品,才能在那个时代活下来?一个姓氏的血脉得有啥样的祖先保佑,才能在那个时代延续不断?一个民族得有多么强大的繁衍能力,才能经得起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人口消耗?

折腾了一百多年,也该歇歇啦,杀一个人只需要一分钟,造一个人却需要十个月,再这么折腾下去,就全他娘的玩儿完了。

广大人民群众在呼唤不折腾,一百多年折腾出来的物质成果,也基本满足民众不想折腾的愿望。物质到底有多丰富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看大门的小区保安都能经常吃上肉(守闾阎者食粱肉)。

吃肉,在今天看来,没啥大不了的,在当年那可是不得了的,孟夫子的理想国里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70岁的人能够经常吃上肉(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当然,从饮食健康的角度看,孟夫子的这个提法是不是合适,有待商榷,但是,农耕地区的肉类稀缺程度,可见一斑。多说一句,要是用孟夫子的这句话,去教化游牧地区的人,准得碰一鼻子灰,人家啥都缺就是不缺肉。若要大道行于天下,而不是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在宣传上就不该死扣经典上的字句,教条主义是要闹笑话的,要领会精神啊。

汉初,人口足够少,耕地和各种资源又足够的多,于是,人们的道德水准就蹭蹭的往上窜了。你想啊,蛋糕足够大,肯定会有自己的份儿,谁不想文质彬彬、吃相优雅的去吃自己的那一份啊。只要食物供应跟得上,动物园里的狮子、老虎也很温顺嘛。

有意思的是,跟其他朝代的开国初期比,汉初是最窝囊的(没有之一)。北面坐拥万里长城,他却低三下四的向匈奴人乞求和平,这一点,就连澶渊之盟后的司马温公都鄙视他(真不知道,司马温公那霸气侧漏、严重鄙视汉初和亲的底气,从何而来);南面,他默认东越(今浙江、福建交界处)、闽越(今福建省一带)、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事实独立,这些地方可是秦帝国不计成本拿下来的啊。

无能、软弱可欺之类的帽子,正是为汉初的集体量身定做的,可是,谁又敢把这些帽子戴到他们的头上呢?两汉的人,不敢,老祖宗嘛,自个儿坐天下的合理性就是来自老祖宗,咋好揭老祖宗的短呢;后世有自知之明的人,也不太敢,因为老刘家出了一个给老祖宗成功洗地的后代,汉武帝刘彻。

在刘彻的下,汉家北却匈奴,南收三越、开疆云贵高原,东征朝鲜,西拓西域。因为刘彻的这通折腾,从刘邦到汉景帝,汉家的列祖列宗们立马就伟光正了,“与民休息”、“积蓄力量”之类的光荣称号,全部属于他们。忙活了一辈子的刘彻同学,倒是落了一个“败家子”的名声。呵呵,挺有意思的哈。

可见,生一个会败家的后代,是多么的重要啊!

大概、也许、可能、差不离,在汉武帝时期,社会风气又变坏了。说句实在话,社会风气变坏,跟刘彻是不是败家,真的没有半点儿的关系,要怪只能怪汉朝的缔造者们太不负责任了,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汉朝的缔造者们是一群布衣卿相(说难听点儿,就是土包子),这些人连管理一个县的经验都没有,一下子就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又没啥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他们立马就露怯了,于是就选择了集体不作为:只要不是谋划推翻大汉王朝,你们爱说啥说啥,爱干嘛干嘛,老子统统不管。这种治国方法,他们自诩为“清静无为”,后世称之为“无为而治”。

此原则一出,好嘛,种田的种田,做手工的做手工,做生意的做生意,铸钱的铸钱,汉初的人们,个个忙得不亦乐。整个经济领域那叫一个自由啊,一塌糊涂的自由。

因为没啥条条条框框,在攫取财富的时候,人们就只能凭个人自己的良心啦,完全的自由心证。每个人的良心,成色是不一样的;在巨大的诱惑面前,良心到底还能不能靠得住,那就很难说了。

就拿铸钱来说吧,在汉文帝时期,中央政府把铸币权下放到各级政府乃至个人,于是,人类历史上壮观的一幕出现了,全民铸钱(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不过呢,从地方政府到个人,就没几个人严格按照国标,去铸造重量合格的铜钱,大部分都是缺斤短两,结果,铜钱越来越轻,造成了通货膨胀。(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

如此无序的自由竞争,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走向垄断,这是经济领域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汉初也不例外。大垄断者,为了维护现有的利益,大都会采取一些经济手段以外的手段,比如,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

别看这些垄断者如此操蛋,官府还拿他们没辙,因为这帮家伙有钱有势,且个个滑头得紧(不滑头,也做不大不是),不管干啥伤天害理的事儿,都能做得滴水不漏,顺手还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济南瞷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甚至,有些白手套,还主动替豪族们去做他们不方便做的事儿。游侠郭解,就是被那个自作主张的白手套给害惨了,同情ing。

用微博体来说:这哪是啥子文景之治的盛世哟,明明是一个物欲横流、恶霸横行、道德沦丧的衰世嘛。不敢掠先贤之美,这是剽窃了太史公的“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不同的是,太史公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体,俺用的是骂娘体。

就是靠着这些道德上不怎么上道的人创造的财富,汉武帝刘彻开始了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为了把这些财富集中起来,汉武帝、桑弘羊(敛财大师)、张汤(为汉武帝敛财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法律工作者),都绞尽了脑汁。桑弘羊把每一个铜板的财政收入来自何处,都算计得头头是道(言利事析秋豪);张汤则拿出了“腹诽罪”这个无耻之尤的罪名,来给汉武帝背书。就冲这三位的财迷劲儿,也甭想在中国传统史书上混个好名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最悲催的是桑弘羊,太史公和班固连一个黑他的传记,都懒得给他写。这么一个左右了历史进程的人,被史书华丽丽的无视了,连个“遗臭万年”的评语都没捞上,也够奇葩的哈。好在,桑弘羊后来参加了那场经典的辩论,盐铁会议,详细的言行才得以被记录了下来(是不是原始记录,就不知道啦)。否则,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具体是咋回事儿,还真够后人挠头的。

我觉得,汉武帝这么丧心病狂的敛财,也有他的不得已。战争中的消耗就不说啦,单说一下战后的封赏吧。

汉朝早期的封赏制度跟秦朝差不多,都是军功赏爵,但是,时代背景差得太多了。

当年,秦国人以耕地、宅基地为诱饵,引诱秦人走上战场。为了坚决彻底的贯彻这一点,秦国人还时不时把征服地区的原住民赶走,然后自己移民到该地区(没法子,立功人员的数量是无限的,而耕地和适宜人类居住的宅基地,却是有限的)。跟某国的西进运动比起来,秦国人的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圣人行为。

前面说过,只要太平洋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土地,这种玩儿法早晚得玩儿不下去。既然注定玩儿不下去了,那就换个玩儿法呗。土地,是真的给不了了,好地方都在开国之初给分得差不多了,这会儿,给你一个上海市户口,你愿意去那个破地方定居吗?别着急啊,给不了土地,还可以给你别的嘛,金钱。有了钱,不就啥都有了嘛,你说是吧。

在赏赐有功人员方面,汉武帝是颇为大方的,漠南战役后的赏赐可供参考(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也就是这个漠南战役,把汉武帝的全部家底折腾了个精光(於是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后来,汉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汉朝的财政收入则从衰败走向更衰败,以至于,在漠北战役后,朝廷都拿不出钱,赏赐立功人员(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汉武帝不捞油锅里的钱,行吗?

那不是一个温良谦恭让的年代,那是一个人人渴望成功的年代。那不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年代,那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那也是一个不需要后人操心的年代,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业惠及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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