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行业里的年轻人,能在风口待多久?(芯片行业里的年轻人,能在风口待多久)

最近两年,芯片行业骤然火热,在年轻人就业形势愈加严峻的大环境里,芯片行业有大量高薪的就业机会,也有明确的发展潜力,就像坑洼里的一块高地,年轻人们向这里攀爬,也被行业稳稳接住。

但仅仅过了一年,风停了,曾经受命运眷顾的年轻人们面临巨大的变化,他们有的历经裁员,有的理想幻灭,瞬息万变的行业与时代让这些年轻人迅速成长,重新思考工作与生活的意义。

文 | 徐晴 高越

编辑 | 赵磊

运营 | 橙子

来对了

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林子文的手心出了点汗。位置对面,HR投来询问,你期待的薪资是多少?他犹豫了两秒。

来之前,学长告诉他,要把价码抬高一点。他把心里的数字多加了个1,回答,23k。很快,HR轻描淡写地说:“哦,我们这里统一都是25k哈。”那个瞬间,林子文想,这个行业,自己算是来对了。

年,“缺芯”成了国内制造业里的关键词。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什么都需要芯片,可中国在高端芯片领域被卡了脖子,华为的5G手机没了,从全球第二直接变成others,这个例子惊醒了所有人——对于芯片下游行业,只有造出自己的芯片,才不会受制于人;而对于芯片制造行业,这个市场空白是留给国内公司前所未有的好机会。

一时间,热钱涌入,芯片行业骤然火爆。头部芯片企业如华为海思、紫光展锐相关的概念股先后收获涨停板;IT互联网行业的大公司们纷纷布局芯片,创立研发芯片的子公司,争抢人才,OPPO有哲库,百度有昆仑芯,阿里有平头哥……创业公司也大量涌现,像迁徙的群鸟,整齐划一地向自研芯片进发。

年,中国芯片半导体融资事件超 800 起,创下历史记录,吸纳资金高达1500亿人民币,其中大部分都流向了芯片设计公司。繁荣的行业直接影响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就业、工作和生活。在年轻人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大环境里,芯片行业就像坑洼里的一块高地,年轻人们向这里攀爬,也被行业稳稳接住。

林子文在北京一所211大学读工科硕士,研究的方向与芯片研发有所重叠,他从去年6月开始找工作,顺利得像走了一段下坡路。

比如次去芯片公司面试实习岗位,考官的不少问题他没答上来,依旧收获了offer;他研究的方向并不完全对口,HR依然像抓壮丁一样让他迅速入了职。摆在他面前的机会好像是无限的,秋招的三个月,他投了167份简历,参加了23家公司的笔试,15家公司的面试,拿到了整整7个offer,年薪大多在25-35万之间。25k月薪的那家,是某知名车企旗下的芯片公司,加上年终奖、补贴,年薪有38万,是最高的一个,也是他最终的选择。

38万,对一个每月生活费不到3000元的学生来说,俨然是一个天文数字。他的老家在一个四线小城,邻居家的哥哥一个月赚1万块,已经是妈妈嘴里的“别人家的孩子”。听到林子文的年薪时,妈妈没有说什么,但她本来一直劝林子文考公务员,这之后再也没提过。

放在艰难的就业大环境里,林子文的轻松显得格格不入。今年6月,林子文跟一位学小语种的同级朋友在学校里散步,周围人来人往,正穿着学位服拍毕业照。同学平静地说,自己还没找到工作,“但那也没什么办法”。

幸运并不是向所有人敞开,同班成绩最好的几个同学,因为研究方向是,最终进了银行或是地方的国企,年薪10-25万左右。林子文很是唏嘘,过去互联网行业兴盛,学的吃香,如今道路不通了,做硬件更赚钱。

2023年7月8日,上海,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电子,国产交换芯片,国产CPU,国产MCU。图 / 视觉中国

同在北京读书,一样是工科硕士,宋莘更早一年毕业,也是从算法转向了芯片算法。毕业前,他了一个求职App,充了几百元,每天刷App里的算法题。投了74份简历,又刷了4个月题,他成功上岸,入职了OPPO旗下的芯片公司哲库,年包40万。这份工作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理想工作的标准:平台大、薪资高、发展前景广阔。

芯片行业突出的优势,吸引着更多外行人尽力一搏。林子文有一位本科同学,研究生读通信工程专业,他花了大约3万元,在培训机构报了芯片相关技术的培训班,学习了几个月,决心跨入芯片领域。

连“天坑专业”的学生都能在这个快速膨胀的行业寻找到机会。在武汉,年轻男孩张乐学酿酒工程,跟生物和化学相关,被他调侃,“生化环材,占了两个”,毕业生大多月薪5000元,工作在“好山好水好偏远的地方”。

毕业之后的个秋天,张乐做了3个月电子设备销售,有空时查阅芯片公司资料,搜索招聘信息,手机里全是芯片公司的截屏。之后他顺利入职了一家芯片公司,做门槛没那么高的销售工作,每个月的底薪1万元。张乐本科班里没有月薪五位数的同学,他是唯一一个。

行业的火热激发出大量其他的需求,比如原来是地产行业猎头的95后谢蕊,猎头公司是手握罗盘探索风向的航海士,地产行业不行了,公司紧急转向,号召大家转向芯片、新能源,谢蕊开始跟那些看不懂的专业术语打交道。

跨入新领域当然有困难,但在顺风顺水的船上,只会快,不会慢。初创企业、几十人的小公司、上千人的大公司、知名央企,招人的需求一个个砸过来,对人才的标准是“有就行”。一年、两年的候选人可以推荐,二本、三本也可以,还有一家公司表示,专科也可以看,只要方向匹配。

那简直是一段梦幻的日子,谢蕊说:“我觉得超级简单,只要有需求,我绝对找得到。”

图 / 视觉中国

不止是一份工作

芯片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由0和1组成的。几百万甚至几十亿个微小的晶体管,把图像、声音、电波和真实世界里的一切转换成无限个0和1,编码、存储、传输,实现最精密复杂的运算、指令、程序。它可以无比微小,一颗英特尔的CPU大小有几平方厘米,手机的骁龙芯片则可以控制在几十平方毫米内,还没有人的指甲盖大。在芯片制造公司台积电,最先进的18号工厂正在蚀刻的芯片特征尺寸(半导体器件的最小尺寸),比新冠病毒都小了一半。

正如《芯片战争》中所写的那样,这种微小精密的事物创造了现代世界。硅谷的名字来自芯片;所有的电脑、手机、电子设备,包括威慑世界的军事武器都需要芯片;亚洲在过去半个世纪的迅猛崛起建立在芯片的基础上,中国每年进口芯片的花费比石油还要多。人类工业文明中,芯片是最璀璨的那颗明珠。

如果没有美国的芯片禁令,中国的芯片行业或许会在全球化的供应链体系中稳步前进,但突如其来的封锁打乱了节奏,“卡脖子”不仅是抽象的比喻,也是贴切的现实。投身这样的行业,天然地带着某种英雄主义,家国叙事。

宋莘入职的哲库,个芯片项目叫马里亚纳,沿袭自OPPO最初的一个项目组。宋莘听说,它寓意着“芯片自研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东西,但哲库下决心要去探一探”。

宋莘入职时,颗芯片马里亚纳-X和第二颗马里亚纳-Y都已经发布,他参与了另一个新的芯片项目Z3。它是传言中哲库的颗手机Soc芯片(系统化芯片解决方案,手机系统和应用在Soc上运行,是手机的核心芯片),并且应用了台积电的4nm工艺,当时在国内,这是前所未有的,还没有哪家公司成功研发过。

制程越小,就代表着制作工艺越难,整个芯片设计、制造需要花费的钱呈指数级上升,但一旦成功量产,也意味着巨大的收益——芯片的尺寸越小,功耗和发热控制越好,手机就能做得更轻更薄、性能更好,这正是目前市场不断内卷的点。

在这颗开拓性的芯片上,公司投入了最多的资源和关注。入职培训时,一位公司高管上台发言,描绘着未来的蓝图,“你们未来参加的项目是在中国范围内最大的一个项目,可以为人称道的一个项目”。身处这家公司,宋莘与有荣焉。

宋莘入职哲库的前三个月都在脱产培训,工资照发。新人们集中起来做一些mini project,就像是已有项目的缩小版,不产生业务价值,只为了让新员工熟悉工作,尽快融入。

正式工作后,除了高薪,加班费也非常可观。周末加一天班就有1300元,一个月如果有8天加班,就会有一万多元的额外收入。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可以提前走一个半小时,每天还有两顿饭70元的餐补。每个周末,公司里都像没有放假一样,人们坐在自己的工位上专注地工作,或是学习行业里最新的技术。

年会临近时,内部HR团队为了拍摄普及信息安全知识的小短片,专门包下了几个片场,自己去制作服化道、写脚本,找员工做演员,扮成各种历史人物的形象表演。在年会上看到这些短片时,宋莘想,“公司是真有闲钱啊”。

宋莘听提到,“集团准备了500亿现金去做这件事”,即便哲库没有对外业务,只服务于集团,相当于光花钱,不赚钱,他依然和周围的同事一样,有足够的安全感,“感觉到大家都是有决心的,把钱全花出去没有关系,不计代价”。

现代社会追求效率,把完整的工作分割成不同的片段,分工细化的同时,人越来越像一颗螺丝钉,价值感在重复又片段化的劳动中丧失。但芯片行业却提供了一种相对而言奢侈的价值感。

价值感或许来源于外界对行业的印象。这两年,芯片成了中美之争的焦点,普通老百姓也都在关注。听说林子文要去“做芯片”,老家的亲戚们长长地“哦”一声,来自抖音的科普或是社交平台里常见的新闻消息,让他们对芯片两个字产生下意识的反应,“我知道,中国正在被卡脖子,好好干”。

2023年7月12日,江苏宿迁,工人在泗洪经济开发区一芯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生产出口订单。图 / 视觉中国

又或许是来自工作中的肯定。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即便是资历深厚的工程师,在面对全新的项目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确定性反而给个人带来了更自由的空间。

00后留学生王皓在去年回国,有一次参与一个量产的芯片项目,他负责整个芯片数字部分所有模块的验证工作,寻找其中的疏漏。跟他一起工作的,有十几年经历的老工程师,但只有他,一个应届生,发现了一个所有人都忽略的小问题。

芯片的试生产被称为“流片”,尤其是应用了先进制程的芯片,要漂洋过海,送到具备制造能力的台积电,一次的价格在上千万到数亿人民币不等。大家一阵后怕,如果没有找出问题,流片失败,公司可能会损失巨大。

那一周结束时,王皓把这件事写进了周报,公司高管在他的周报下评论:“太棒了!”那位高管很少评论员工的周报,王皓开心了整整一个月。

某种程度上,芯片行业的从业者们始终立于世界科技浪潮的潮头,也在这里见证了国内制造业格局的轮转。

张乐听公司里的老销售说,十几年前是做笔记本电脑芯片的公司最赚钱,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手机芯片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等到最近几年,人们家里的家具都换成智能的,可以连接到手机上,物联网相关的芯片又分外火热;疫情以来,新能源车企们都在内卷,向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进发,这方面的芯片成了抢手货。而最近的一次,则是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爆火,让英伟达这样做AI算力芯片的公司直接起飞。

不管哪类芯片,都随着供需关系的变化,有很强的周期性。风口来得快,去得也快,身处其中的人要时刻保持紧绷,敏锐地感受风向,才不至于被甩下。

一家芯片公司的采购林轻舟记得,今年上半年,智能驾驶相关的芯片像是跌宕曲折的行情,有些商家采购了一款性能好的芯片,消息流传出去,大量的客户上门寻料,还有公司开始囤货。

一颗单价100元的芯片很可能在短短几天里涨价到1000元、3000元,显示芯片需求的热度表里,那条折线陡然升高,芯片一下子供不应求。而林轻舟的生活和工作,就围绕着这些变化的折线,时而忙碌,时而清闲,在紧张和焦虑中反复横跳。

对于这份工作,年轻人们全情投入,宋莘说自己,“上班的时间,一般不会刷手机”。王皓每天结束工作,还会主动学习,看技术方面的书籍,写笔记。他定期写项目的复盘记录,像错题集一样,到现在已经写了30篇。

图 / 视觉中国

参差

一颗芯片的生产、制造、销售,要经过复杂的工序,辐射国内最高精尖的技术领域,它也凝结了大国崛起、自主研发的叙事,寄托了普通人的认同和想象。这里有光环的流转,也有命运的参差。

比如张乐意识到,岗位与岗位是不同的。每次去见客户公司的技术研发人员,他都会感到尴尬。做芯片销售,要对芯片的技术、原理有一定了解,才能发掘客户的需求,匹配产品,但张乐是转行过来的,精密的芯片对他来说像个黑匣子。工作时,他时不时问出别人觉得是常识的问题,对方的不耐烦让他感到失落,“可能在他心里就像问1 1等于几一样”。

芯片与芯片也是不同的。4纳米制程的芯片在整个国内都是突破性的技术,但如果是28纳米制程,这样的芯片就很普通,宋莘说:“它其实很容易,国内也能生产,也没有什么压力,只是一个产品而已。”

不同芯片配置的人员不一样。在王皓的公司,被国外公司垄断、暂时还没有国产化的芯片更受重视,这些芯片的项目组会配置五六个有20年以上经验的工程师,但普通、低端的芯片项目组,只有1个资深工程师。

公司与公司也存在着鄙视链。像英伟达、高通这样的公司,虽然是乙方,但因为掌握最核心的技术,很可能比甲方还要强势。张乐24岁,他认识一个同龄人,在最头部的芯片公司做销售。有一天,两个人约着喝咖啡,对方临时要见客户,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一起过去,却被同行跟客户交流时的状态刺伤了心。

那是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自信,坐在那里,没有一点卑微,所有的句子都以“我”和“我们公司”开头,说自己公司是行业最领先的,不管是营收、技术还是增值服务。他讲的都是肯定句,“跟我们合作,一定能怎么怎么样,真的是趾高气扬,来自于内心的自信,这个东西是撑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

回想自己去见客户时,总是用最温和、近乎卑微的语气试探着询问,客户有没有这个需求?需要我为您做什么?产品有哪里要完善一下?张乐突然觉得“很泄气”。

图 / 视觉中国

在这个行业里,集中度很高,赢者通吃,最终活下来并活得非常滋润的,就那么几家公司,比如芯片设计领域的英特尔、AMD、高通、英伟达,还有芯片制造领域的三星、台积电,都能卡住别人的脖子,靠领先的技术源源不断地赚取专利费,而其他公司,只能不停地追赶。

哲库只发布过两款产品,是在宋莘入职之前。他唯一参与过的Z3项目,经过一段时间的延期,终于在3月送去流片。而这个项目还没结束,新的项目又开始了。“活会源源不断地派进来,还没有完成任务a,任务b就来了,会让你觉得,你不加班就没办法把这些活完成,那样的感觉会一直催着你,一件做完了,就有另外一件事情会进来。”

宋莘记得,有一次同时做两个项目,其中一个需要项目组给母公司出一份报告评价芯片的性能,一直在催促。“基本上就是你周一出一个结果,大家评一下,看看哪些地方可以改进的,然后周三、周五再看,再改,周一再看。”项目的后期,宋莘和同事连轴转,连续工作了12天,才把报告赶出来。

报告交上去那天,他意识到:“工作之后最不值钱的就是钱了,拿了这么多钱,但是没有自己的时间了,所有的时间都需要投入在工作上面。”

在芯片设计行业待了三年的李朋也总感觉自己在瞎忙,国外领先的公司也都在投入研发,而国内的很多公司一直在追赶,“什么一开源我们就自研什么”,但从未超越,一直在低端领域做一些重复的劳动去迎合市场。

这正是大多数芯片公司的尴尬之处,产品无法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占有率,又无法持续烧钱投入真正先进的东西,只能循着风向,哪里需求大就转到哪里去,赶紧做个能用的出来投向市场,有订单就行,不行立刻就换。

李朋很向往一些大的外企,人员稳定,不像很多国内的公司那么动荡,能安心在一款产品上持续投入、不断改进,有自己的节奏,不被市场裹挟着无效内卷。

身为芯片采购,林轻舟甚至会感到一种幻灭,在车规级芯片的领域,那些低端的芯片,比如雨刷、车窗、遥控器、尾灯需要的芯片可以用国产的替代,但如果是更高级的车身控制系统、驾驶系统的芯片,国内既没有成熟的技术,也没有成熟的供应链。

尽管一些国内的车企已经开始尝试采购国产芯片,但采购时,会严格把关供应商的资质,即便把芯片采购回去,也要先测试,通过测试,再考虑是否使用。国产芯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退潮

今年4月,Z3项目那颗4纳米的芯片被送去了台积电。天越来越暖和,春天降临上海,大家期待着,等着好消息。

5月11日的晚上8:00,宋莘跟同事在开组会,突然收到一封内部邮件,通知公司要安全升级,明天办公区域不开门,大家尽量把电脑拿回去,居家办公。最初,宋莘以为是邮件,半个小时后部门长说,消息是真的。

第二天,在公司全员大会上,哲库的CEO刘君讲话,前半段一直在说大家的辛苦和成绩,宋莘感觉他很快要说“但是”,等了几分钟,“但是”真的来了。刘君的声音有些哽咽:公司解散,OPPO放弃芯片业务。整个会议还没结束的时候,微信群里已经混进了各种各样的猎头、HR,见缝插针地发招聘信息。

宋莘和同事愣住了,他们没有提前接到通知,也没有任何预兆。想到“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规模的调整,但是没有想到这么严重”。事后,他唯一能想到的端倪是,Z3项目的芯片原本要在2月初送到台积电,但延迟了一段时间,3月才送过去。

惋惜之后,疑问浮上心头:Z3怎么样了?5月,这颗突破了技术封锁,开拓先河的芯片就要回来了,没想到,公司先没了。“对于我们校招的人来说,感觉就是说我付出了很久努力,没有看到回报。”

老员工们更难过。流片之前,硬件部门的同事为了赶项目进度,春节加班,大年初一,办公室里的机器就重新运行起来。后来一起吃散伙饭,有几位同事没有忍住,“哭得很惨”,相比被裁掉,那颗芯片的下落更重要。他们需要一个解释,一个答案。

在张江,有最密集的芯片公司,行业里都说“中国芯片看上海,上海芯片看张江”。图 / 受访者提供

仅仅过了一年,高速电梯停了下来,这块高地,逐渐被涨起来的海水淹没。全球消费电子行业需求不振,芯片从缺货变成卖不出去,半导体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国内芯片行业也受到影响。整个2022年,国内吊销、注销芯片相关企业达5746家。

谢蕊记得,芯片企业的招聘要求骤然抬高,只要有5年甚至10年经验的工程师,或是直接说“我们现在没有猎头需求了,我们不招人”,甚至有些大公司因为效益不好,正在裁员。

一家初创的芯片公司,主要做消费类芯片,在年,这家公司开放20多个招聘名额,靠这个订单,谢蕊工作的公司赚了几百万,这家公司也被看作需要重点维护的大客户,但隔了一年,消费类芯片降温,公司效益不好,一个新职位都没有开放。

一位做AI芯片算法的男候选人,985高校毕业,央企出身,跳槽到一家初创企业,薪资涨了60%,但只工作了一年,就被裁掉。跟谢蕊询问有没有新的工作机会时,他有些后悔,“如果当初不出来,可能会很稳定”。

谢蕊还认识一位同龄的男孩,做芯片版图设计,工作两年,跳槽一次,薪资从15万涨到45万。数字的大幅飞跃让谢蕊倍感羡慕,“当时我还在想,要不我也来转做版图好不好?”但男孩也在半年后被裁掉。

这是芯片行业最特殊之处,在企业面临危机时,这些涌进行业的年轻人,成本高,经验少,最容易被舍弃。当他们重新去找工作,高薪又成了新的包袱,那位同龄的男孩,至今还在找工作,谢蕊想帮忙看机会,却很无奈,“一个月能赚4万的人,然后让他去赚1万多,他肯定接受不了”。

公司解散的第二天,宋莘跟同组的同事一起吃饭。同事都是年轻人,工作时间大多在3-5年,只有宋莘和另一位同事是应届生。大家都觉得应届生身份算是还在,不愁找不到工作,开玩笑说,“最不担心的就是你们俩”,但隔了几天,几位资历深的主管跟大家一起吃散伙饭时说,“最担心的就是你们两个”。

很快,宋莘就明白了主管的意思。宋莘才工作一年,连一个完整的项目都没有参与过。而没了应届生的身份,行业又急速收缩,作为社会人重新去找工作,他碰了壁。

招聘上,大部分高薪、大厂的岗位都只要工作经验5年以上的人,他把能投的简历都投了,甚至包括一家公司的实习岗位,“把能抓住的机会都抓住”。

面试官的要求也抬高了,常常拿着公司项目中正出现的问题问他有没有解决办法。宋莘回答不上来,投向他的眼神里,有惋惜,也有疑惑,“可能是不理解,哲库筛选人的标准也挺高的,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一位面试官直白地告诉他,“不要再找这个岗位的工作了”。

宋莘知道,面试官说得是对的,“就像是劝我从设计房子这个很宏观的事情,转到砌墙这种细分领域里”,但那一刻,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

不确定性笼罩在行业里。哲库解散那天,林子文还没有入职,他搜索了一整天新闻,还加进了几个哲库互助群紧跟后续。他真切地共情,因为即将入职的公司跟哲库的性质一样,都是大公司研发芯片的子公司。

入职前,公司的HR突然通知了一个新消息,公司的架构可能会调整,会影响签约的公司主体和落户。虽然没有落户的需求,“感觉变化很大”,林子文有些不安。

7月,林子文带着行李抵达了上海张江。这里有国内最密集的芯片产业园和大公司,橙黄色的巨大塔吊被绿色的防尘墙包围,目光所及之处,有一种新生的朝气,业界里都说,“中国芯片看上海,上海芯片看张江”。在一个叫玉兰香苑的社区,他拥有了一个28平、月租2800元的房间,每个晚上,亮起灯的人才公寓大楼像巨大的蜂巢,为芯片行业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经济实惠的落脚地。疫情时,这里流传着一个段子,“没有什么比封闭玉兰香苑更令半导体行业颤抖的了”。

终于要上班了,他带着期待,也重新调整了预期,不管怎么样,“起码先撑过三年”。

张江的人才公寓高耸密集,远远看过去像一个蜂巢,每日吞吐着国内最顶尖的芯片人才。图 / 受访者提供

找了半个月工作,宋莘降薪25%,进入了一家芯片创业公司。跟哲库相比,新公司就像是在拓荒,一切都有巨大的落差。哲库有3000人,新公司只有20人,哲库在一栋大楼里办公,新公司是在一栋大楼的一个小房间。新公司的规章制度还不完善,员工手册是在他入职一个月后才发下来的。

新公司也在张江,跟哲库隔了一条街,只有几步之遥。正是上班的时间,戴着工牌的芯片人才在写字楼间来来往往,为这个行业燃烧自己的时间、精力、青春。宋莘始终不敢去看那栋熟悉的大楼现在变成了什么样,走进新公司的门,他没有回头,在心里跟自己说,“向前看”。

绿色的防尘墙里,巨大的橙黄色塔吊正在建设着新的芯片产业园图 / 受访者提供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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