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程》思想内涵的一点胡说
——在小说《前程》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刘老师，《前程》作者瑞祥哥，以及各位朋友上午好！
在秋天的漫山红叶与冬天的漫天雪花即将相拥相融的时候，我们迎来了洛南文坛上一件盛事——70回章回小说《前程》研讨会的召开。在此，首先对瑞祥哥表示祝贺！
说实话，我没有底气或者资格参加这次研讨会。因为，70回的章回小说我只是断断续续的看了很少一部分，根本没有全面了解小说，更谈不上研究了，更何况自己还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还在高雅的文学殿堂门外徘徊，怎能去评内行的小说呢？我过去只是写过一些诗评，对于小说来说是打着鸭子上架，上次对《书院门1991》写了篇所谓的评论，过后自己都极不满意，觉得对不起作者和读者。自己本打算在书正式出版好好看看之后，写一篇留下来的东西，根本没有想着现在在这儿胡说。
但现在来了，只能应对了。
那说些啥呢？各位有很高文学修养和造艺的老师都结合小说，从各个方面作了很多的肯定、赞美和热情洋溢的鼓励，在此我就不重复了。
我想对于作者来说，如果仅仅的满足于秦山洛水的鞭炮声，这部小说这样子就可以了。但如果还想在商洛，甚或陕西有一点响声还要做一些认真修改；如果在层面，在历史上还想留一点点痕迹那还要下大工夫。
这就是在小说正式出版前，如何地提升小说的内涵，如何地更可能的是小说再厚重和富有特色，增加对社会的影响和历史的观照，强化小说的生命力。
有人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在社会影响如何，关键在炒作。本人并这样认为。炒作是起一定作用的，它可能红一阵子，热一阵子，火一阵子，但它只是一时一隅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为，我坚信是金总是要发光的，是铁总是要生锈的。金永远不会生锈，铁永远不会发光。
一切艺术品，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创作者应该具有战略定力，具有社会视野，具有时代骨髓，具有历史思考，而不应该把自己放置在熙熙攘攘街市的一个狭小空间去眼前地短视地占居某一位置。一部作品不是只局限于让老百姓去说好，让一些文学爱好者去说好，更重要的是要专家去说好，层面去说好，历史去说好。
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不想欢呼，也不想表扬作者，而是要在现有诸多文字的基础上，挖掘小说可能的潜力，寻找不足和缺失，以便是作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再倍加努力，再提高小说的质量。
我觉得这样是对作者最大的负责，是对作者最大的支持，是对作者最大的期待，是对作者最大的肯定而不是否定。但这样的话好多人可能不爱听，甚或包括作者本人。
正因为这样的考量，本人今天不会给作者送去春天的鲜花，而送去的可能是冬天的雪花。因为，雪花是纯净而美丽的，但必须在严寒的冬天里诞生。
这样以来就涉及到小说的主题和内容了。
当然，我注意到黄开先、淑娟、萧军、俊峰、秀民、秀芳、李斌、峰峰等等老师和文友的评论，以及刚才有的朋友的发言，可以说各有千秋，各有特色，但大部分人有着两个共同的基调：这就是从各方面的肯定和热情洋溢的赞扬；这就是弘扬真善美，揭露假丑恶主题的表达。
这些对于作者也是需要的，但不是最需要的。
如果说一部小说仅仅反映真善美假丑恶这样的主题，那就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主题。因为，从古到今，从外到中可以说任何一部小说都反映着这样一个主题。因而，这样的主题太的一般、太的泛化，太的普通，太的没有高度。如果是这样，小说就没有多大意义，从而也就没有生命力。
所以，在肯定热情洋溢的表扬和真善美街丑恶主题表达的基础上，我鸡蛋里挑刺，光头上抓虱子，想指出小说主题上一个“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性的缺失，一个是社会的缺失。
先说人性的缺失。人性有四个类别层次，从低到高分别是安全需求、物质需求、性爱需求和精神需求。人类通过300万年到500万年的原始社会，从生物链中下端爬上生物链顶端，人类安全需求在5000年文明社会的初始时期以前已经总体解决，人类已经在地球上称王称霸。所以现实社会已经不存在这一方面问题，故而小说中没有反映也是合理而正常的的。
（刚说到这儿的时候，有人急不可耐，发出刺耳的声音，有失平常的文雅和给我的印象，也有失这样一个场合的内在要求）
在小说中，人性物质需求和性爱需求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是十分正常而应该的。
在人类社会物质阶段，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经济日益成为竞争与合作的主战场，成为一种主要社会关系时，吃穿住用行游遍地开花，四处竞技，漫无边际，这是人之生命基本的追求，这我们很好理解，有的人倾其一生就是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物质自私，物质追求成为日常的唯一，成为生活的矛盾，成为所有活动的主要矛盾。这没有错，这符合物质阶段的要求，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但我要说一个人一生只唯一就这样一个人性类别层次的追求，在物质相对满足的情况下还依然如故，那生命的层次太低，过于世俗，没有搞明白人是为金钱服务，还是金钱为人服务。这样的人根本谈不上精神自私和精神需求。对于社会某一个体成员来说，没有精神需求和精神追求也很正常。
在这个方面，小说淋漓尽致的表现是乔小玲。她借着美貌年轻当小姐，为了物质需求周旋在在有权的党新生、有力的邢德厚和有钱的鲁大元三个男人之间。
有的人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的基础上，上了一个台阶，追求性爱，享受性爱，分享生命高贵的体验和感受。当然，这里的性爱是广义的性爱，是灵与肉的性爱，是无限美好和美妙的性爱，而不是交易的性爱，肉欲的性爱和占有的性爱。这种人和前者相比是幸福的，是高雅的，生命是充实和有价值的，触及到生命本来应有的意义。
这方面的主人公，譬如有权的住建厅副厅长党新生、年龄稍大风韵依存的张娟雅、粗鲁有钱的鲁大元、博士学位的曾月、美丽干练年轻的刘丽、正直多才真爱的田程等人物。
这种在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一方面物质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先进的性爱文化的植入，使我们中国人在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落后挨打的180年以来，普通老百姓压抑很久以后的性爱解放了，这样的人今天愈来愈多，这样的发展趋势将在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漫长路途中取代物质的发展趋势，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使然，是生命发展的使然。
因为人类社会物质阶段任务完成以后，将进入人类社会性爱阶段，追求这样人性类别的人就比单纯追求物质人性类别的人生存就高了一个层次。这样社会成员小说也给了充分的描写和反映，这样的人我们今天要给以肯定和赞赏。追求性爱人性类别层次这样的人在分享私密的爱情之外，她们在没有更高的追求了。但这种存在也算合理，也算正常。
人性的物质需求和性爱需求在小说里得到充分地反映 ，但人性精神需求却在小说中难以得到充分表现或者成为一个空白和缺失。
精神需求是超越物质需求和性爱需求的人之生命一种高端需求，是上层建筑之意识形态以人类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科学为主要的一种内在需求，一种高尚的高等的需求。艺术就属于这种范畴的一种人性需求。然而，小说里除过田程的前妻周小红因喝酒坏了嗓子，不能从事秦腔艺术表演而跳湖自尽外，再也找不到这种或者其它类型的精神需求了。
小说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是对基本的人的本性的表现。这个基本的人性的表现应该使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全体成员典型化艺术化的代表，而不是只局限于表现物质和性爱的社会成员，只局限于表现物质和性爱的社会成员典型化艺术化的代表。小说里没有精神需求社会成员的代表，从大时代大社会视野看，这是人性一个明确的漏洞和缺陷。
这种精神需求的漏洞和缺陷是不是现实社会就不存在。我们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没有精神需求对于个人而言没有什么，有的人一生就是那样的格局和境界，就是那样糊糊涂涂画上了句号的，而且在弥留之际感觉良好。但问题是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来说是不行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不行的，对于蓬勃发展的大时代来说更是不行的。一个人对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范畴可以在低层次和狭隘的人性空间运行，但对于一个社会和时代来说绝对不行，这对于历史，对于现在和对于将来都是无法交代的一个事情，无法解释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实社会如果没有精神需求者，没有精神追求者，人类就没有层出不穷的新文化、新思想，新艺术、新科学和新创造，人们思想僵化，愚昧落后，一潭死水，裹足不前，固步自封，没有目标和方向，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等等，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高尚、高贵的精神存在，那么人们的思想就停滞不前，思想就处于传统和守旧之中，如果是这样，那社会如何的运行和发展？我们的社会只有再回到落后挨打的鸦片战争的历史中去，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条件在这里谈文学，搞什么研讨？
因为，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异类的社会，病态的社会，它的社会公民，它的社会成员只知道行尸走肉，只知道骨架支撑着肉体来回走动。但这样的社会在东方大国现在不会有，今后必将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人我想我们在座的不是，走出我们这个特殊的狭小的空间，我想一定很多人也不是。
所以，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缺乏这样一个或者一组精神需求者，这就等于扼杀和否定了社会进步的力量和进步的希望，在笔尖用力上还缺乏这么一个关键的构思和安排，这是人性一个明确的漏洞和缺陷。
究其原因，这是没有人性思想指导，没有人之生命社会科学武装头脑的结果；这是对现实社会之人性不全面观察、不深入研究的结果，这是对小说人物的设计、规划从人性的角度不清晰、不明确和不合理排布的结果。
再说社会的缺失。这部小说涉及到扶贫重大事件和文化、教育、住房等社会领域的热点，然而对它们作者却没有全面或者典型反映，没有深入或者深刻的反映，而只是停留在人的身上或者人的层面。
比如，扶贫是近年来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也是敏感话题，可以说在历史是一个独一无二大事件、大文学题材。不仅涉及到农村的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涉及到对这一重大事件从思想到理论，从实践到现实的评估；更重要的还涉及到上层建筑，涉及到政治等等。
因为，现在已经从普通老百姓，到公职人员，到一些干部对扶贫的看法和认识不尽一致，争议很大。一方面有人认为这场扶贫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达到了扶贫的要求，实现了扶贫的目的；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存在数字扶贫，表格脱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浪费公共资源，贫穷依然贫穷，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等等。
既然小说里一定篇幅涉及到扶贫工作，那就要对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重大事件做一深刻反映，要敢于担当，敢于负责，敢于揭露，不畏政治风险，不畏上层建筑的压力，做一个正直、勇敢和有思想的作家，不绣花，不摆设，不做作，站在现实主义和批判主义的角度，发出基层公职人员最强音，释放出农民朋友呐喊。通过从理论设计到运动实践，从资源投入到实际效果，从扶贫前前到扶贫后后客观地、现实地和典型地写出来。
而不是僻重就轻，只所谓的表现人物的真善美和假丑恶，把扶贫工作作为一个平台，为写人而写人，为刻画人物而刻画人物，为表现人物而表现人物。而是通过写人而写事，通过写事而反映这一重大社会事件。
然而，小说似乎是为了写人而写人，或者某些程度之延伸到事情的表面上，而没有给深刻的内在的方向去发展。让人觉得反映扶贫而把扶贫写的很肤浅，很现象，很零碎。所以给人一个感觉或者一个印象，小说的主题就是反映真善美，揭露假丑恶，或者再加上一点所谓正能量等。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么这部小说就没有特点，没有特色，没有自己的东西，没有写出这一社会主流和本质，进而也就使小说大打折扣，失去了好多本该有的价值，成了小说一大缺陷，无法使小说浓缩而典型，无法使小说升级而上乘，无法使小说深刻而厚重。
所以，小说要出版，要锻打成金，要在这一方面下功夫，一定要有深度，要有穿透力。否则，宁愿写过往的历史题材，或者写时代的城市小说，也不要写涉及扶贫的农村和城镇。
文化、教育、住房等其它社会领域涉及到深水区的重大改革，也是如此，大同小异，在这里就不一一再说。
正因为这样，没有人看到对农村扶贫功过是非的反映，没有人看到社会改革艰难险阻的反映。
这就是这部小说的“缺失”。
我想，作为志在远方的一部小说只是这样的人性和社会格局与境界，那我说无异于海市蜃楼，无异于刻舟求剑。这样的作者要不是志大才疏，要不就是刻意寻找平庸。但问题是瑞祥哥不是这样的作者，他定有更好的考虑和安排，在正式出版之前必将得到很好的完善和补充。
我们都在崇拜贾平凹，我们应当很好的向贾平凹学习，他的的小说通常是三易其稿，一部《怀念狼》的小说四易其稿，最后虽然正式出版了，但本人还是不满意，我们应当汲取这一教训，免得将来吃后悔药。
因为，今天说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在座的各位都可以得到否定或者肯定的验证。当然，前边已经说了，我今天的发言很可能不接地气，很可能胡说八道。所以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作者和各位朋友批评，或者私下臭骂。我无任何怨言，因为我说的全是心里话，我不会虚伪也不会阿姨奉承。
我是虔诚的希望这部小说走出洛南这个秦山洛水相对封闭的小圈子，在商洛，在陕西，甚或在层面有一定影响，获得白烨、李星和陈晓明等著名评论家的认可。
谢谢大家！
.1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