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 原
《声色野记》一书既有旧日市井小人物的生存，也有江湖人士的切口春典、戏曲曲艺中的裉节儿、传统书香门第的风雅、绿林血案的传奇，还有失散的文化逸事，反映的是老北京的市井、绿林、文士、乐伶、饮馔、娱乐、情爱、恩仇……
在《声色野记》作者侯磊的笔下，北京过去有许多奇葩的职业，如卖黄土的、卖瞪眼儿肉、倒卖果子皮、二货茶的。卖黄土的人找个板儿车，到城墙根儿去“上班”——找城墙上没砖的地方，拉一车黄土卖到煤厂里，摇煤球或做蜂窝煤。说得不好听点儿，这是破坏公物。但一天拉两车黄土，起码能有饭吃。卖瞪眼儿肉的，在马路边上架一口大锅，里面筋头巴脑连骨头带肉什么都有，论块卖，不能挑，先吃后数签子结账。买的人都把眼睛瞪得溜圆，好挑一块肉多的。换洋取灯儿的多是妇女，你给她破烂儿，她给你取灯儿，等于变相地收破烂儿。这样她能稍微多赚一点儿。再有就是卖果子皮的、卖二货茶的。有的人家吃苹果的皮可以攒多了卖给这类小贩，小贩用糖浸了当零食卖。有的人家茶叶只泡一遍，再晒干了接着卖。最底层的小贩们就用这各种零散的小玩意儿，三倒腾两倒腾，拼着缝赚出那点儿嚼谷。但小玩意儿没成本，起码能赚个仨瓜俩枣的。还有那些卖干劈柴的、卖布头儿的、卖梳头油的、卖草帘子带狗窝的、卖估衣的……都是能供穷人吃饭的营生。
老辈的曲艺人，小时候大多过着几近要饭的生活。但他们学了曲艺，在天桥等地撂地演出。演得稍微好些，能进杂耍园子，再到进剧场，还能成名成角儿。另有京西的煤矿，大约普通矿工日工资五毛，学徒工四毛，若没有休息日的话，一个月也能挣十几块大洋。好的跑堂的干上二十年，回乡下也能买房子置地。
旧京挑担子叫卖的人过去是不上税的。而摆摊儿的，都是由他在街面上摆摊儿的地方来管。比如，在一家大药房面前有块地，有一修鞋的、一剃头的、一卖煮面条的。这三家要跟药铺打招呼，药铺伙计可由他们免费剃头、修鞋、拿着面条来白煮。逢年过节，这仨摊位给药铺送礼物，药铺的还礼还得轻，那意思来年接茬儿干；还得比较重（如还了只烧鸡肉食），意思是，我们这儿不合适，来年您换地方吧。没有什么地租或税收，一切是以礼物、互利互惠的方式来交易，赔赚计算并不明确，人情、面子、礼仪要远大于利益。
关于写作此书的缘由，侯磊说，旧时的不少人玩物而不丧志，例如，他们喜欢听评书、相声，除了听故事和笑料以外，还能听到古代的很多文化常识，欣赏杂七杂八的唱腔。过去北京人是以会玩儿出名的。在北京可以说自己会干活儿会，但绝不敢说自己会玩儿。小到琴棋书画、养花遛鸟、斗鸡走狗，大到架鹰围猎等，会玩这些都不为过。史书上的历史是宏大的，但其间缺失了生活细节的质感，过去究竟是怎样的？朝野、市井、江湖、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是它们拼成了一个场域，这个场域产生的气氛，让我们感受到过去的日暖与茶香。它们是历史的血肉，而史书与文物是历史的骨架，读书与写作便是一个根据骨架还原出血肉的过程。
侯磊说，“声色”好像不是好词，但其中包含着美好的部分。“色”是指外部整体的形象气质之美，而不是单指美色。京剧中马连良的扮相干净漂亮，风度潇洒，在过去也叫色艺双绝。礼失求诸野，这个“野”是相对于朝堂来讲的。历史并非庙堂和乡野市井的二元对立，真正的民间生活是非常丰富的……
掌故和野史的来源，并非只是档案、信札、图表和数据库，还在于口述史、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于生活本身的烟火气，在于街头巷尾的杂论闲谈。侯磊说，他始终在文章中加入自己在北京胡同里的经验，不止于在书斋里翻阅故纸堆，更愿做街头巷尾、山川大河里的行走者。
侯磊把自己的写作称之为极限的写作，是尝试着到底能把他“熟悉”的世界写得多么详细、能奋力还原到哪种程度。就《声色野记》而言，仿佛他自己写的都是过去民众真实的生活、对娱乐场景的描述和评论。每篇都可以独立成篇，但按照整体的目录编次而言，是企图从这些描述中寻找出知识，还要寻找出思想和智慧。（薛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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