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体系的新陈代谢（知识体系包含哪几个层次）

作者：熊月之

当今时代，人类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创新，鲜明地呈现以下四个特性：即知识更新快速性、知识总量无限性、信息发布随意性、知识真伪难辨性。

知识分科越来越细，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人类知识三大版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也就是数理化天地生医农，文史哲经法社教，每一门学科下面不知道分出了多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以历史学而言，大而言之，可分中国史、世界史，再细分，有古代、近代、现代、当代，还有城市、乡村、社会、区域，古代还可以按时段，先秦、秦汉、唐宋元明清，一直细分下去。据相关学者测算，人类知识在19世纪是每五十年增加一倍，20世纪初是每十年增加一倍，到70年代是每五年增加一倍，而最近十年大约每三年增加一倍。

知识总量越来越巨大，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据联合国教科文统计：人类近三十年来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占有史以来科学知识总量的90%，换句话说，此前几千年中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只占现在科学知识总量的10%。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由于信息发布多样化、随意化，只要有手机，每个人都可以持续不断地发布各种信息。于是，信息世界鱼龙混杂，真假难辨。

知识创新越来越依赖于两个基点，即对学科前沿最新知识的准确掌握，与对学科宏大背景的全面把握。前者要求的是分析，后者要求的是综合，前者要求的是专，后者要求的是通。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完成知识创新。

面对这样的知识总量，这样细密的分工，这样快速的更新，这样混杂的局面，每个人都显得越来越渺小。但是，人类需要由准确知识汇集起来的无所不包的万宝全书。这就是百科全书与《辞海》一类以准确、宏通为特点的权威工具书。因为，知识无限，能力有限。一个能力有限的人要在无限的知识海洋中有所创新，就必须依托无限的知识界的综合能力。于是，百科全书出现了，《辞海》出现了。“对不对，查《辞海》”，成为人们获得、验证知识的有效法门。

百科全书与《辞海》的共同特点，都是依托知识界的集体智慧，为社会大众提供可靠的、准确的、稳定的知识。任何知识创新，都是在知识守成与变异的矛盾中展开的，都是在知识体系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实现的。《辞海》每过十年就新修一遍，有所保留，有所增删，有所修订，就是这种守成与变异的综合体现。

辞书讲究知识的全面性、科学性与稳定性。以知识体系相对稳定的中国近代史来说，最近四十多年，无论是具体史料的披露，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话语的更替，研究体系的变化，都是相当广泛而深刻的。每过十年就对这些变化作一遍梳理，对相关学者与社会大众来说，是提供了可靠的参考知识，对于从事《辞海》条目修订的学者来说，则是对学界动态一次新的了解、梳理与研究，也是一次综合性的学习与提高。从条目的修订与撰写过程中，也能折射出历史学的演变与发展。在此前《辞海》修订过程中，陈绛先生和我负责近代史方面的内容。我们深感这一工作极有价值，也很有难度，但总是勉力为之。

从收词范围看，改革开放以前出版的《辞海》所收政治性条目、阶级斗争类条目较多，经过这三四十年的不断修订，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的内容，增加了许多，也更能反映丰富的历史内涵。

释文方面，《辞海》注意吸收学术界比较可靠的、稳定性较强的成果。比如，1900年7月，唐才常、容闳、严复等两次在上海举行旨在反对慈禧太后统治的“中国国会”，有八十多人参加，影响很大。会议举行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有哪些人参加？言人人殊。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称，会议是在张园举行的，因此，后人将其简称为“张园国会”。但是，根据参加会议的孙宝瑄的日记，以及与会的日本人记述，会议是在愚园举行的，地点、人数、议程均有具体记录，这些信息显然比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更为可靠。《辞海》中，多个条目述及这一事件，第五版之前的版本，释文均为“张园”，我们在修订时，便将“张园”逐一改为“愚园”。

再如，1903年发生的“苏报案”中，章太炎与邹容被捕。章太炎出狱后曾撰文，说他与邹容被捕是吴稚晖向清政府告密“献策”所致。吴奋起反驳，要他拿出证据、证人，章无法提供。后来，章在修改《邹容传》时，便将有关文字删去。蔡元培也为吴稚晖说话，力辩其无。20世纪80年代初，唐振常先生发表文章，以过细的资料、严密的逻辑，论证“苏报案”中本无密可告，吴也没有告密其事。《辞海》第二版（1965年未定稿）和第三版“吴稚晖”条采用的是章太炎的说法，称“1903年《苏报》被封，由于他（吴稚晖）的出卖，章（太炎）和邹容被捕”。1989年版（三卷本）修订时，便删除了这一说法。还如，秋瑾案中汤寿潜责任问题。《辞海》第二版和第三版“汤寿潜”条称“1907年（汤寿潜）参与浙江官绅杀害秋瑾事件”。引起争议。第四版删除了相关内容。但是，民间沿袭旧说，北方一电视剧演绎这一故事，称汤寿潜陷害秋瑾，引起诉讼。

古人强调史书在彰善瘅恶方面的特别功能，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在信息记录、保存手段如此丰富，史书撰写与出版如此多元而发达的今天，一般史书的功能早已远远不能与《春秋》相比了，但是，作为在广大读者中有很高权威性的《辞海》，其收词、释文的影响，依然值得编撰者高度重视。正因如此，我们每次接到修订任务，总有如履薄冰之感，告诫自己认真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提高《辞海》相关条目水准。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辞海》中国近代史学科主编）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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